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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学术,追求卓越

第二届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专家讲座(二)

发布日期:2020年08月17日 17:07 点击数:

2020年8月12日,第二届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进入第三天日程。当日共进行了五场讲座,上午、下午各两场,晚上一场。

第一场讲座,长江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沈卫荣教授作题为“陈寅恪与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的演讲,由hjc黄金城官方网站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教授主持。沈教授总结和反思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成就,认为他自许平生所从事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乃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的学问,是傅斯年所谓汉学与“虏学”的结合,即将汉学放在亚洲诸高等文明交融发展的视野中、将汉学置于西域(欧亚),乃至世界学术的语境、体系和规范之中,形成中国的“民族语文学”,并使它成为世界现代人文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历史学和语文学的实践来实现和成就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化。陈寅恪的学问之所以出类拔萃,既不是因为他的中亚语文学造诣高于西方学人,也不在于他于传统汉学的造诣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学术大家,而在于他兼擅“汉学”与“虏学”,超越了同时代的中西学术大家。最后沈教授总结,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印度学、佛教语文学和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特别是西藏学、蒙古学、西夏学研究的开创者,也是促成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之现代化的重要人物。他成功地把世界汉学和中亚语文学研究的先进方法和前沿成果引进了中国。但是,陈寅恪的学术偶像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走出国,他于佛学和西域语文学领域的学术成就也很快被中国的学术辈们超越。

沈卫荣教授

沈卫荣教授讲座PPT

第二场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张应强教授作题为“区域•文献•历史——清水江经验于西南研究的意义”的演讲,hjc黄金城官方网站历史与档案学院秦树才教授主持。张教授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了我国西南民族研究的历程,指出虽然在特定时期强化了族别的概念,但实际上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还是一以贯之地保留了与民族学的密切联系,而且其中有某种区域整体的观念在发挥影响。张教授着眼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通过对这一地区苗、侗、瑶、水各族和一些外来人群的实地调查,将其定义出很多不同的区域。《清水江文书》是清水江流域苗侗地区保留下来的非常丰富的汉文书写的文献,包括各种契字文约、族谱、账簿和诉讼文书等,张教授在对其进行收集整理的过程中,考察了历史书写背后的观念、习俗。张教授提出,以人为中心,将特定地域内人的活动与研究区域相结合、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察相结合,才能真正回到人类学、民族学最基本的关怀中去,才能真正理解人们的各种行为和社会关系。区域取向下的民族史研究探讨的是不同民族历史发展如何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区域之间的差异对我们了解和认识区域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从清水江研究的经验来看,民族史研究的区域取向对推进民族史研究可能是一个方向,乃至对中国历史研究也可以有所贡献。

张应强教授

张应强教授讲座PPT

第三场题为“关于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由hjc黄金城官方网站历史与档案学院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讲,hjc黄金城官方网站历史与档案学院罗群教授主持。潘教授通过三个问题阐述了他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认识。首先是“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提出及其修正。国内学者将中国近代化分为沿海型、中部型和内地型(或称腹地型)三种类型。以此为基础,潘教授认为从中国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除以上三种类型外,还应该有第四种类型,可以叫做“边疆民族型”,主要以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西藏及东北、新疆等省区为代表。同时,潘教授也对这一提法进行了反思和检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潘教授指出,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民族史学科缺乏交流与对话,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和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他认为,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研究,应该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近代中华民族的建构、整合、认同及其曲折历程,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整合及其曲折历程,各阶层、各党派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探索和发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党派采取的民族政策及其措施,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各民族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各民族社会的文化变迁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认同。紧接着,潘教授发问“族别史之外,民族史只是一种方法论?”围绕这个问题,他指出,目前似乎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既难寻中国近代史学科对民族史的研究,又少见中国民族史学科对近代史的探讨。除族别史关注的族群认同,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也应是中国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也应受到如何超越民族史、国别史的国际史学的影响。

潘先林教授

第四场讲座题为“从周边看中原:吐蕃人眼中的唐朝”,由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长江学者、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教授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周峰研究员主持。石教授从“吐蕃如何认知和评价唐太宗这一人物”的具体个案入手,对“吐蕃人眼中的唐朝”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吐蕃后弘期藏文史籍对唐太宗的记载中,有“经典皇帝”、孔子小化身王、“狮子赞普”、“观音菩萨的化身”四个耐人寻味且颇具内涵的称谓。通过对这四个称谓相关内涵的分析,石教授认为,公元7—9世纪的唐蕃交往,很大程度上是青藏高原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发生的前所未有的一个大规模接触、碰撞和交流过程。在此过程中,过去我们通常比较关注两者发生接触、交流的具体史实,但对两者在接触、交流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相互认知,尤其是吐蕃方面如何认知以唐朝为代表的中原文明等问题却涉及甚少。事实上,从吐蕃对唐太宗的称谓看,吐蕃对于中原经典的认同度显然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从很大程度上说,吐蕃对中原文化的仰慕与认同已达到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这不但导致吐蕃在与唐朝交往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同时也构成了吐蕃之后藏地不断向中原靠拢和倾斜的强大动力。

石硕教授

石硕教授讲座PPT

第五场讲座题为“民族语文献与中国民族史研究”,由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hjc黄金城官方网站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教授主讲,hjc黄金城官方网站历史与档案学院潘先林教授主持。刘教授首先强调,民族语文献不是指少数民族语文献或非汉语文献,而是指包括汉语文献在内的所有文献;所谓民族语文献强调的是文献的民族性和文化性。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具有鲜明的多民族性。历代各类文献中有极为丰富的边疆民族历史资料(包括汉文文献、其他民族文字文献和域外文献)。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难度较大,要求研究者既要具备良好的汉学素养,又兼具相关民族的历史、语言知识。强调民族语文献,就是强调历史文献的民族性,强调在历史条件下文本书写者的文化性。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原视角、汉文化视角,不能仅以汉语文献、华夏传统文化话语来闸释中国历史,民族语文献所体现的多民族视角、多文化话语同样需要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给予应有的重视。讲座最后,刘教授指出历史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研究,需要吸收、借鉴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当地民族语文献的解读,对历史现象进行民族学、人类学的观察和提问,突破历史学的传统研究,在成果创新的同时取得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刘正寅教授

刘正寅教授讲座PPT

以上五场讲座,既有对陈寅恪先生学术方法和学术成就的总结和反思,又有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方法论的思考,既有将区域社会史与民族史结合起来的考察,又有借“他者”视角从周边认识中原的探讨,还有对民族语文献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价值和意义的强调。通过五位专家的演讲,学员们在民族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民族与文献的重视和应用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思考。他们利用讲座后的每一个发言环节,积极向专家请益,表达自己的疑惑与感想,展现出新生代对学术研究孜孜不倦的追求。

至此,第一阶段的十二场专家讲座告一段落,研习营将进入为期两天的学员研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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